狮城故事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参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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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度过了一次超棒的南洋之旅。如今一个月过去，更加重头戏的动物园游记已经写完，我也终于有时间翻翻这次在新、马两地博物馆拍摄的文物照片，久违地恢复“博物馆参观笔记”系列的更新了。因为连续写了一个月动物园实在太累，我也想先复健一下“博物馆笔记”的写作思路，所以这次我们就先挑软柿子捏，以旅途中体量最小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来作为新马博物馆笔记的第一篇。
虽说体量较小，但这座博物馆的历史可追溯到1887年，是全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大建筑地标。悲惨的是，我们参观时恰逢博物馆进行维护整修，漂亮的西式建筑被包裹的严严实实什么都没看到。笔记的封面图是我从博物馆官网下载的，我们看到的建筑其实是下面的样子：

因为这是第一次记录外国博物馆，所以在开始之前还是先说点废话：首先是立场方面。在参观国内博物馆时，我大可以放心转述陈列中的文字、图片内容而不需要担心有什么“潜在风险”。但参观外国博物馆，尤其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这种着重展现近现代史的外国博物馆时，难免会遇到同一历史事件立场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譬如对殖民者的态度问题等）。
因为我个人觉得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是参观外国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和乐趣所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尽量客观地陈述博物馆本身的立场，不过这并不代表我本人支持这种立场，我也会在参观过程中写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表达，希望大家理性讨论，这里先叠甲啦。

其次，因为当天下午就要乘机前往吉隆坡，能给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预留的参观时间很少，所以我们只参观了最感兴趣的新加坡历史展厅（Singapore History Gallery），二楼的几个展厅完全没看，所以我也没法对博物馆的展示水平有全面的认知。同样，因为网上可检索的信息非常少，几乎只能以馆方简短的说明做参考，我也很难做太多内容展开，所以这次的笔记阅读起来有可能会更像堆叠资料，你可能会觉得干巴巴的，没什么意思。
新加坡历史展厅（Singapore History Gallery）
新加坡历史展厅位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一层，展区面积相当大。在这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将本国的历史分为Singapura (1299-1818)、Crown Colony (1819-1941)、Syonan-To (1942-1945)和Singapore (1945-present)四部分，分阶段讲述了新加坡从人迹罕至的化外小岛，逐步变成仅凭730平方公里国土，支撑起600万人口和世界排名第30的经济总量的发达国家的故事。

要提前说明的是，相较于疆域广阔、历史漫长的中国，新加坡无疑是个“蕞尔小邦”。哪怕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是一座国家级博物馆，但如果要论馆藏文物的年代跨度、“镇馆之宝”的重量级这些指标，它很可能连国内比较出挑的市级博物馆都不如。
在我看来，既然这里没有文物珍宝这些“实”的东西，与其走马观花一遭之后大骂浪费时间，倒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去看一些更“虚”的内容：譬如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影响下的国家如何从无到有地建立自我认同、构建国族观念，或是以平时根本看不见的思维盲区——“一个小国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看看“新加坡眼中的世界”。其实博物馆有趣的地方不只是宝物，展板中流淌的文化流传、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都是很值得一看的东西。
我总觉得某种意义上，出身文明古国也是国内博物馆观众的一种Debuff，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很容易让我们带着一种“看谁都不如自己”的比较式思维到处参观，这样难免会错过很多有意思的内容。
新加坡历史展厅：Singapura（1299-1818）
新加坡历史该从何时开始？
这是整个展览的第一句话，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你把“人类的出现”当某一地区历史的开端，那么和大部分国家一样，新加坡狭小的国土上也曾有史前人类居住。就地质学家的研究，这里最早的岩层可追溯到古生代（Paleozoic Era），岛上发现的史前工具也表明早在数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聚居。
而如果你把“第一次文字记录”当做地区历史的开端，那么新加坡历史的起点就要再往后推上几千年，其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14世纪。比如，这一时期的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将新加坡称为“淡马锡”（Temasek，据推测来源于古马来语的“海”Tasik一词）。

而史书《马来纪年》中记载：来自苏门答腊岛的王子室利帝利般那（Sri Tri Buana）因为一场风暴无意间发现了这座新加坡岛，在上岸时它见到一头类似狮子的动物（但肯定不是狮子，因为新加坡从古到今都没有狮子分布），于是决定把这座小岛命名为“新加坡拉”（Singapura）——这个名字源自梵文，意为“狮子城”。室利帝利般那成为了新加坡的第一个统治者，他建立的新加坡拉王朝也趁着三佛齐帝国衰落的窗口逐渐兴旺起来，这便是“新加坡”和“狮城”两个名字最初的由来。
新加坡历史展厅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本馆的“镇馆之宝”——新加坡石。这块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头之所以是“镇馆之宝”，是因为上面铭刻着这新加坡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具体可追溯至10世纪至14世纪之间，主要是旧爪哇文和一些梵文，目前仍无法完全解读其中涵义。

在《马来纪年》中，有“大力士巴当将大石投掷在新加坡河口，大石裂成两块石碑相对伫立在河口”的传说，而“新加坡石”在1819年被英国人发现时的形态正是一对砂岩石碑。1843年，英国人为建造军用宿舍将原本的石碑炸毁，只留下三块石碑残块。“新加坡石”是目前仅存的一块，另外两块石碑残块在1848年被送往加尔各答博物馆后渺无音讯、下落不明。
从一些出土文物看来，当时的新加坡拉已经是一座和马来群岛、暹罗，甚至中国、印度建立了连系的“港口贸易站”，小岛的统治阶级居住在如今的福康宁山上，而其他岛民则聚集在新加坡河一带。除了最为流行的中国陶瓷器，这里还有马来半岛本土的器皿、土产（如犀鸟冠角和降真香）等商品的交易。
这一时期的新加坡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先进的多元社会，这里拥有御敌入侵的军队；术有专攻，业有所长的匠人；品行质朴的土著百姓；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也在此和睦相处，服从当地首领的领导。据汪大渊的记载，当时有很多中国商人来到新加坡，当地人“男女兼中国人居之”，长期相安无事。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长期受到北方的暹罗和南方的爪哇的威胁，到了14世纪末终为爪哇岛的新兴霸主满者伯夷所灭，岛民纷纷弃家逃亡。战争也让原本繁华的贸易港口不复存在，东南亚贸易中心自此逐渐转移至马六甲。
在此后几个世纪中，新加坡卷入了诸多国家的争斗中。1511年，葡萄牙因觑见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而抢占马六甲，掀开欧洲列强在这一区域的殖民统治斗争，此后各方都在争夺马六甲海峡南端入口的控制权，因战争而空旷荒凉的新加坡岛的主要住民只剩下以船为家，以捕鱼或盗窃、掠夺商船上的物品为生的海民（马来语“Orang Laut”），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无论是后来葡萄牙人、荷兰人的殖民影响还是本地马来人的统治，都没能改变它相对边缘的地位，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少有清晰明确的记载。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历史还是挺具有矛盾性的，它因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三佛齐帝国的衰落等历史契机而快速兴起，形成了一个先进且结构复杂的多元社会，却又因为战争、亚洲海上贸易的萎缩和殖民斗争而快速衰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新归于默默无闻。
新加坡的古代历史对现代新加坡似乎并没有产生强大的持续影响，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个“真理”——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兴旺衰落都与海洋贸易息息相关。自诞生而起，新加坡就流淌着商业的血脉，它不依靠制造产品为生，也不依赖政治或军事力量控制领土，而是以提供服务为基础，以“贸易中转站”的形态繁荣昌盛，与新加坡的城市定位何其相似。可能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谓的“一个港口城市想要生存下来，必须具备某些数千年恒久不变的特质。”

新加坡历史展厅：Crown Colony (1819-1941)
终于，在沉寂了200多年之后，新加坡苏醒了。
1819年1月29日，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当地的马来柔佛王国统治者订立条约，在新加坡设立自由贸易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认为是现代新加坡的肇始。

斯坦福·莱佛士被誉为现代新加坡“创始人”，因其对新加坡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在这片土地家喻户晓。他受英属东印度公司派驻马来群岛将近14年，先后受封爪哇副总督及明古鲁副总督，对这片区域的地理、民族、语言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虽然他登陆后接收新加坡治理权的手段并非完全合法（殖民者也难有几个真的完全合法），但却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等待千年的历史契机：他将新加坡设为免征关税的自由港，并在这里建立现代城市规划、现代法治和现代教育，这使得新加坡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变成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商港之一。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中展有一封1819年莱佛士爵士写给亚登布克上校的信，在信中，莱佛士把新加坡比喻为“我的亲生孩子”，并直言“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具（地理）优势的地方”。莱佛士在信件中承认，之所以下定决心重振新加坡这个曾经的马来商业中心，是期许这个自由港能“最终打破荷兰人垄断贸易的魔咒”，进而让大英帝国能控制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

随着大英帝国的势力日益壮大，大量移民从马来群岛、中国和南亚等地涌来新加坡，大部分人进入了港口，种植园和矿场成为劳工，来自世界各地、身份各异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新加坡的港口就挤满了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商船，印度的布匹、鸦片；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马来半岛的香料、珍珠和龟甲等商品都在这里集中交易。到了1830年代，华人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而华人中的“头家”（商人）则在英国人治下主掌了19世纪新加坡的商业活动。

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出生于中国汕头的“甘密大王”的佘有进。他开辟了新加坡首个大型胡椒和甘密（新加坡原产的一种树木，可作染料及药用）种植园，伴随着英国染色与制革工业的兴起，佘有进也赚的盆满钵满，迅速成为了当地潮州社群的领袖。
博物馆中展有一件当时的华人社群送给新加坡首任驻扎官的威廉·法夸尔中校的离任礼物——银制餐桌饰盘，可见英国统治者在华人有产者社群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礼尚往来，这座无名的年长华族绅士头像则是雕刻家威廉乔治·史德龄（William G. Stirling）赠予新加坡华人的礼物。它反映了史德龄构想中殖民地时代典型的富裕敦厚的华商形象，底座用本地花岗石制作，石上镌刻了中英文铭文，内容赞颂为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的繁荣做出贡献的人士，更加充分显示了当时英国统治者和华人有产者（主要是商人）的良好合作关系。

尽管华人数量众多且经济地位较高，但原本柔佛王国的马来人统治者也依旧拥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权力，被英国引入的印度囚犯和前来讨生活的工人也逐渐形成新的族群。据统计，1960年代新加坡的人口已经增长到八万万人，其中华人占到60%以上，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5%和16.05%，其他人种（包括欧洲人）则占到8.5%。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加坡的文化主基调仍然是多元融合，这无疑为未来新加坡的种族和文化构成打下了基调。英国海员乔治温莎厄尔对此的描述的非常到位：
新加坡就是整个马来群岛、甚至整个印度次大陆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中国人、马来人、武吉士人、爪哇人、巴厘人、孟加拉和马德拉斯人、帕西人、阿拉伯人，以及非洲人，在几英里路的范围内到处可见。

这一部分展陈花了非常很大的篇幅为观众介绍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新加坡的官商民各行各业及各族群的突出人物：如赛义德奥马尔阿裕尼、陈笃生、林文庆、威廉·毕麒麟、陈嘉庚、友诺士.阿都拉等人的生平事迹，在笔记中一一介绍想来是不现实的，就有兴趣的读者去自行探索了解吧。
除了个人事迹，博物馆也展示了当时各民族无产阶级的社会现状——比如人力车夫的生存情况。由日本传入，装置了两个大轮子的人力车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而担任人力车夫的种群主要也是华人，他们大多数从广东和福建而来，天天任劳任怨地拉着几百磅的重量工作长达10至12小时，赚取三四毛钱的辛苦费。因为这一行实在是做不久，因而在新加坡赚到钱后他们就会返回故乡。场馆内还提供了一些当时的视频素材，能直观地看到当地的劳工们真是活得非常辛苦。

这一时期，新加坡也与其它殖民地社会一样，逃不过鸦片的毒害，本地不少底层劳工都染上了鸦片瘾。为了获取暴利，英国殖民者把新加坡打造成了加工、储存、分销的“鸦片中心”。他们从印度进口鸦片，加工后除了供应新马及其它东南亚地区，大多都走私到了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由新加坡输往中国的鸦片公开化、合法化，数量倍增、获利更大。
根据历史学家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的统计：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首个百年里，殖民地政府四到六成的财政收入来自合法的本地鸦片商。鸦片带来的丰厚利润转又投资到银行、保险和蒸汽船等业务上。

随着1860年代中蒸汽船的发展以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成为航行于东亚和欧洲之间船只的重要停泊港口。到了1867年，新加坡与马六甲、槟城一同正式成为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三大Crown Colony（意为直辖殖民地），这三个城市也被统称为海峡殖民地。1870年代前后，随着当地橡胶种植业的发展，新加坡又成为全球主要的橡胶出口及加工基地。1873年到1913年间，当地的贸易额增长八倍，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进一步虹吸区域内的移民，新加坡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已有越来越多的亚裔族群人士（以男性居多）当上了医生、律师、文员、官员和商人。他们接受的是英文教育，穿着打扮像欧洲人，也像欧洲人一样出入俱乐部、阅览室、赛艇会和社交聚会，在当地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这种开放的社会氛围，让这些教育水平较高的亚洲族群逐渐受到民族主义思潮和各种政治理念的影响，开始反思国家民族、公民权力、帝国主义等概念的意义。

也正因如此，1906年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考虑到新加坡的特殊战略位置，以及岛内华人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把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基地设在新加坡。一时间南洋华侨纷纷踊跃捐款，间接支持该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本人也自1900年至1911年期间，合计八次访问新加坡。 
因为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各族群人民对殖民政府的暴力反抗也开始出现。1915年2月15日，暂驻新加坡的印度第五轻步兵团850名士兵，对英国殖民政府发动武装叛变。他们大肆破坏基础设施，攻击欧洲人，导致约47名官兵和平民丧命，其中以英国人居多，这一事件被称为“新加坡兵变”。 

到了1927年，新加坡华社各界在牛车水欢乐园为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举行公开纪念大会时，参会群众则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将活动最终发展为一场流血事件，牛车水一带的街道和附近车水路警局遭到破坏。“牛车水事件”之后数周，更多暴力冲突此起彼落，政治动荡，华人社群对殖民政府的不满不断升级。
多种此类事件发生后，英国人在新组建了刑事情报局（后来易名为“政治部”Special Branch） 以监管印度裔、华裔公民，并防范地方上的政治反抗活动和康米思潮，对我党和马共在这一区域的行动也造成了一定阻碍，这方面内容我就不方便展开啦，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 

回顾新加坡的这段“直属殖民地”历程，莱佛士为新加坡带来的改变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人的尊崇，如果你来到新加坡旅行，一定会惊异于这里满大街都能看见他的名字：“莱佛士登陆遗址”“莱佛士酒店”“莱佛士坊金融区”“莱佛士书院”，由此衍生的道路和地铁站名更是不胜枚举。伴随着本世纪新加坡资本的扩张，莱佛士这个名字也随之扩散到了全世界，如果你在生活中看到了以莱佛士命名的商场、大楼或公司，那么它背后的投资者很可能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公司（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来福士广场）。

以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认知来看，一个国家如此尊崇外国殖民者无疑是“软骨头”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但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厅的Crown Colony展区，我惊讶地发现展陈的绝大部分历史视角（尤其是“新加坡兵变”“牛车水事件”等当地族群反抗殖民者的部分）似乎都站在英国殖民者一方。在新加坡的核心景观鱼尾狮广场附近，我还看到了一座英国人坐在椅子上做教学状，华人和马来人垂手做聆听状的铜像，可见这座城市事实上是将英国人视为“为新加坡带来繁荣和文明的人”而非“血腥的殖民者”的。
如果真的带入新加坡的视角，这种态度也不是不能理解：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新加坡并不存在成体系的政治秩序和商业模式，这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大英帝国繁荣的连带产物，这里的住民也是被经济利益吸引前来定居的移民，而非受到血腥镇压和残酷迫害的土著居民。不进行再深入的讨论啦，其实我个人觉得新加坡上世纪以来在国族构建上是做过另一番努力的，如今这一套史观，很可能是努力失败后妥协的产物。
新加坡历史展厅：Syonan-To (1942-1945)
在前面两个章节的标题中，我们看到了梵语的Singapura、英语的Crown Colony，那么本章的标题Syonan-To是什么语言呢？结合1942-1945这个时间段其实非常好猜，这是日语，意为“昭南島”。本章节展示的就是日占时期的新加坡历史，这一时期相对敏感的展品和词汇比较多，我不知道最终会删掉多少，如果大家看到的最终版本比较单薄，还请多谅解吧。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就制定了“新加坡战略”（即战火一旦在亚洲爆发，英国和其他英属殖民地将派遣海、陆军到新加坡支援当地部队）以捍卫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权。英国政府在新加坡三巴旺(Sembawang) 建设海军基地，加强空军实力，并在沿岸部署大型的15寸岸防炮，新加坡因而享有“东方直布罗陀”或“新加坡堡垒”的美誉。 
可是历史上著名的堡垒或防线的结局，往往都是要被攻破的。1941年12月8日，就在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同步发起进攻美属菲律宾、英属马来亚的战事，当时欧洲烽火四起，英国自顾不暇，无法调动太多受训士兵和前线作战配备等到马来亚。

针对马来方向，日军采取陆海并进的方式：近卫师团从泰国沿克拉地峡南下，山下奉文中将指挥的第5和第18师团则在海军南遣马来舰队掩护下，在哥打巴鲁（马来亚）、北大年（泰国）和宋卡（泰国）登陆。12月10日，英军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前去拦截日本海军舰船时，因毫无空中掩护的情况，而被日军轰炸机击沉，日军自此取得了制海权。

论地面军力，此时的英国盟军共有12万名来自英军多个军团、印度第三军以及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士兵。然而，这些殖民地士兵的应战准备和实战经验相对不足，且缺乏英明将领的领导，在马来半岛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1942年1月11日，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重镇吉隆坡；1月31日，盟军炸掉堤道，退守新加坡。此时山下奉文的部队只有3万余人，而新加坡的英军却超过8万人，丘吉尔首次电报训令新加坡守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入侵的日军。 

在新加坡战役中，日军采取了声东击西战术。2月8日晨，日军炮兵和航空兵对英军的火炮阵地、机场等设施进行猛烈轰炸，随后近卫师团在新加坡东北角佯装登陆，迫使英军主力不敢调动。20时30分许，日军主力第5和第18师团在只有少量澳大利亚部队防守的西北海岸登陆澳大利亚军队寡不敌众，被迫退守裕廊前线重新部署。日军乘胜追击，盟军沟通不畅、自乱阵脚，最终招架不住，于2月10日弃守裕廊。 
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急电时任印度英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
总参谋长已经向内阁报告说白思华（新加坡守将，陆军中将，英属马来亚陆军总司令）有100,000多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兵力远远超越渡过海峡的日军，在这个阶段，他绝对不能有拯救士兵或平民的念头。无论如何，这场战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打到最后...所有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该和部下一起为国牺牲...眼看苏联如此激烈地战斗、美军在吕宋岛如此顽强地抵抗，这场战役关系到我国和我族的整个荣誉。我希望所有部队会与敌军当面交战并决一死战。
然而事与愿违，2月11日，日军攻下武吉知马，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和大批军用物资落入日军手中；2月13日，日军攻占巴西班让山岗，大量附近的英军军事设施遭到破坏；  2月15日上午，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 (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Percival) 召开会议 ，决定举白旗投降；同一天，白思华在新加坡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会办公室里签署协议，向日军无条件投降，这也是英国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此战，日军仅以伤亡约5,000人的代价，毙伤俘了盟军85,000人，整个英属马来亚全部被日军占领。
我个人有关这场战争的初印象来自小时候在中央9套看到的《二战中的指挥官》纪录片，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下，比单纯的文字和图片要直观一些。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报复当地华人华侨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大量资金援助，旋即对当地华人展开了大屠杀。自1942年2月18日起，日军以揪出和铲除反日分子为名，要求所有年龄介于18岁至50岁的华族男子到指定地点集中受检，等待着他们的则是原殖民地警察、马共叛徒和汉奸的“指认”。
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进行集体枪决。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日军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运到圣淘沙一带活活淹死，直到战后几十年，新加坡的海滩仍会发现受害者的遗骸。因为当时没人能统计大屠杀遇害者的具体人数，历史学家只能进行大致估算，不同口径的统计差别实在过于悬殊，目前只能确认遇害者人数在5000-60000人之间。

1963年2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寻找、挖掘和重新安葬1942年2月至3月新加坡大肃清罹难者。委员会将挖掘出土的死难者遗骸埋葬于美芝路的一块空地上，并在该地伫立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因为它正好在前往博物馆的路上，我也前去参观了一下。我在这里还碰到了一个华人导游带着一个白人骑行团前来参观，他站在这座纪念碑前，讲述这段悲惨沉痛的历史。

漫长而黑暗的时代不会一直持续，在受到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在新加坡的日军部队很不情愿地服从了投降指令，许多士兵无法接受战败事实而选择切腹自尽。三个月后，英国对日军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新加坡战犯法庭经过审讯，裁定七名日本军官屠杀新加坡华人罪名成立，两人判处死刑，余者被判无期徒刑。

马来亚战争中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脆弱与无能，彻底摧毁了新加坡人民心中西方列强战无不胜的优越形象与地位，也同时让他们认识到“只有新加坡人自己才能保护新加坡”。二战结束后，随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反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亚洲和非洲，新加坡要走向独立自主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但是“如何摆脱殖民地身份？离开了英国又要向何处去？”仍是一个争论不断的问题。
新加坡历史展厅：Singapore (1945-present)
展区的最后一部分讲述了新加坡从殖民地走向共和国的故事，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这一部分相对敏感的展品和词汇也非常多，说得不全面也请大家谅解吧。
战争结束后的新加坡急于摆脱殖民统治，并积极争取自主与独立。同时，战后的社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们面临粮食短缺、失业、生活及工作环境恶劣等种种问题。“Merdaka”（马来语，“自由”之意）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口号。无论是群众或是政治领袖，人人在这时期里都同声高呼“Merdaka”。学生和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罢工示威，通过群众运动宣泄人们的不满， 1948年起，马来亚共产党也走入雨林，在马来亚境内和英国殖民者及当地政府展开武装斗争。

随着全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白热化，英国做出了妥协。1953年，英国派出以林德（George Rendel）为首的“制宪调查团”抵新加坡，提出在新加坡成立以“民选议员”占多数的立法议会和“民选政府”；由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首席部长，这一体系被称为“林德宪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虽然成为一个有限自治的海外殖民地，但外交、防务和治安大权依旧由英国总督掌握，“民选政府”无权过问。 
新加坡当然不满于止步于此，一批有能力的政治人物决心要带领新加坡继续走向独立之路。

由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工运领袖林有福等人成立的劳工阵线在《林德宪法》生效后举行的首次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中胜出，成功筹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马绍尔出任首任首席部长。他强烈谴责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的剥削，并坚信人人平等的理念，主张进一步争取新加坡的自治权。
但马绍尔率领的新加坡跨党派代表团在和英国政府就新加坡落实全面自治而进行谈判时，因拒绝英国继续管辖新加坡内政而导致谈判破裂，马绍尔引咎辞任首席部长。当然，这其中也有马绍尔本人同情学运及工运的政治立场，让英国政府怀疑他会将新加坡带到另一个阵营的原因。

马绍尔在1956年下台后，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一职。他与马绍尔的作风截然不同，用一系列强硬行动向英方展示了新加坡自治政府歼灭康米势力的决心及保障英国利益的能力。他执政期间两度大举搜捕境内的左派激进工运人物、教师和学生，将大批人士驱逐出境；此外，大量被指亲共的组织，如新加坡妇女联合会、合唱团和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等均遭封禁。

林有福对左派的强硬态度，使英政府认为新加坡的内政安全已得到保证，因此他得以率团与英国展开第二轮宪制谈判。1958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新加坡自治邦法令》，根据协议，英方同意让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在1959年通过普选产生总理和内阁，全权主理国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事务，为新加坡争取了英国统治下最大范围的自治。
然而，林有福以强硬手段镇压华校师生和左派人士的做法，使他失去了最重要的华裔选民的支持。他的其他政策也均引起了不少负面反响，劳工阵线领导下的新加坡治安日趋恶化、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高官收受贿赂，支持度急降。到了1959年，新加坡殖民地立法议会正式解散，自治邦的立法议会大选选战展开时，几乎已经没人支持林有福了，取而代之走上新加坡政治舞台的则是“人民行动党”。6月1日，林有福黯然向总督提交辞呈，正式卸下首席部长职务。同日，英国正式宣布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标志着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正式谢幕。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政治领袖，在现代新加坡历史上非常重要、极具争议、影响深远，哪怕不怎么了解新加坡的人应该也听说过他的大名——他就是李光耀。
李光耀出生自新加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接受英语教育的他从莱佛士书院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参谋部工作，战争结束后又前往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52年，身为工会代表律师的李光耀成功地为近千名邮电工人追讨回28个月的欠薪及其他赔偿金，总额约达100万元，这让他名声大噪，为他日后通过选举走向政坛奠定了最重要的民望基础。1953年4月11日，新加坡邮电工友联合会将一对劳力士蚝式恒动型腕表赠送给李光耀和夫人柯玉珠，作为谢礼。

1954年，李光耀和联合英国留学归来的几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创立了人民行动党。到1959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赢得51个议席中的43席，李光耀以执政党秘书长（该党的一把手）身份，成为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他也在选举后立即着手落实竞选承诺，即完全结束殖民统治、脱离英国控制，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的新加坡。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李光耀也在积极争取让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合并，共同组成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新国家——他认为这是新加坡自治邦获得真正独立的唯一可行选项，也唯有并入马来亚，新加坡才可能拥有广大的腹地和庞大的共同市场以支持这座小岛的经济发展与生存。也唯有并入马来亚，新加坡才能借助马来亚的力量，防止康米主义在新加坡继续蔓延。 

对此，李光耀决定在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且选票上没有反对合并的选项。为防止并入马来亚后遭到清算，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只能号召群众投空白票，最后有71%的人投票支持合并，只有26%的人响应左派的号召投出了空白票。1963年2月，李光耀在英国及马来西亚支持下，发动“冷藏行动”，将多位左派人士逮捕下狱。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北婆罗洲以及砂拉越合并（原本计划中的文莱退出了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自此，新加坡不再是英国的“自治邦”，而是新生的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的一部分。144年过去，英国对这片土地的统治终于彻底结束了。

好景不长，1963年新马合并落实后，由于经济、政治、民族等各方面的严重分歧，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内部由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矛盾不断，两个政治团体甚至互相跑到对方的势力范围参加选举。巫统挥舞着民族主义武器，把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理念看成对马来人的统治地位的挑战。
在难以弥合的民族矛盾、周边国家紧张的政治局势和别有用心的挑唆下，新加坡市内发生了多次暴乱和民族仇杀，新马合并之路终究难以维持。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召开紧急议会通过《新加坡独立协议》，新加坡自此被迫独立，从一个州变成完全自主的新加坡共和国。 

博物馆用了一整面墙展示当年新加坡本地四大语文（中英马印）的报纸《海峡时报》《南洋商报》《每日新闻》《淡米尔之声》的即时报道记录。通过每日新闻标题，我们就能非常直观地了解从1961年新马争取合并到1965年新马分家的舆论斗争、冲突矛盾和历史演变。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但在建立“国家意识”方面却早在1959年就开始积极推行了。博物馆展出的这件新加坡市金权杖，就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特许将新加坡升格为市时本地影业巨子兼慈善家陆运涛捐赠的。

权杖由英国雕刻家设计，爱丁堡金匠制作。权杖顶端的四个小银人，分别代表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洲人，并象征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一同站立在一座镶有城市纹章的城堡顶端。权杖上的其他图案，则代表了新加坡的生态、文化及贸易。
作为一个被从主权国家“踢”出来的弹丸之地，世界对于新加坡是否能继续存在表示疑问。除了主权纠纷，新生的新加坡面临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挑战，国内土地资源短缺、天然资源短缺、住房严重短缺、失业率高达12%、地缘政治环境奇差，动乱随时会发生。
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系自身存在，为迅速建立国家认同，1959年自治邦时期的国歌、国旗、国徽等象征标志直接升格为国家象征，而其他能表现主权和自主身份的象征（如护照、货币等）也随之诞生。博物馆在这里也展出了1959年自治纪念的《前进吧，新加坡！》纪念唱盘（目前全国仅此一张）、新加坡第一套纸钞、新加坡的早期护照和国民登记证。 

外交上，新加坡积极寻求国际承认，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加入英联邦；1967年8月8日，协助成立东盟组织。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使得新加坡获得了国际关注和支持，暂时免于沦为周边大国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傀儡国或军事讹诈对象。当然，仅仅诉求外交是不够的，面对巨大的国防压力，新加坡政府在1967年3月13日通过《国民服役法案》，强制规定所有18岁的男性新加坡公民入伍服役。 
更让人头疼的是经济问题，新加坡既无天然资源，也缺乏庞大的国内市场，战后极速膨胀的人口带来了严重的就业压力。这一时期的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工业化策略，并积极吸引外资，开始承接发达国家下放的过剩产能。1960年代，全岛各地以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区（主要产品如蜡烛、粉笔、蚊香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政府也推出优惠配套，吸引海外投资商和跨国机构在本地投资并开设工厂。

新加坡政府也清晰地意识到，虽然新加坡的工业化在东南亚起步较早，但小国寡民、严重缺乏本地市场的客观条件让新加坡在低端制造业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力。于是政府兴办了大量的工艺学校和职业训练学院，让新加坡的劳动队伍随着本地工业迅速发展与时并进，及时掌握最新的技能与知识。而为了提供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作团队，新加坡教育部决定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1970年代，新加坡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科技高资本型的经济发展，并以精密工程与电子业作为核心产业，在十年内成为了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作为重要港口城市，新加坡也成功吸引著名的石油公司如壳牌和埃克森美孚等企业入驻，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经济腾飞带来的人口增长也让新加坡严重的住房和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开始兴建设计了简单的标准型“组屋”，供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租金入住。7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建屋发展局也开始提升组屋素质和邻里设施，除了更精致的风格、更大的居住空间外，自1968年起，新加坡人民还可以在公共住屋计划下动用公积金存款购买组屋。自此，对许多本地家庭而言，拥有自己的房子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70年代末，近半数组屋住户已是屋主；到了80年代末，大多数人除了居住在高楼组屋，还拥有先进的家电与家具，享受着便利又舒适的现代化生活。 

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新加坡的家庭结构在1970-1980年代也起了明显的变化。1966年，政府决定介入国人的“家事”，进行计划生育，并在同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局”，积极展开全国推广运动。自1972年起，政府推出“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政策，采用“为自愿进行绝育手术的夫妇提供奖励津贴、把申购组屋的家庭人口最低标准降低到两人、允许已婚但未生育的夫妇申请组屋”等措施劝阻夫妇生育超过两个孩子。
这些政策促使新加坡生育率成功从1965年的4.7降低到1975年的2.1，到了1980年更进一步降到1.7。当然不出大家所料的，这也造成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个新挑战——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经济发展也让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60-1980年间市区的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为了缓和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冲击，新加坡在城市规划上开始有意识地融入绿化环境的元素，1971-1982这十年里，全岛所种下的树木和同期诞生的婴儿数量几乎一样多。清洁、美丽的“花园城市”已慢慢形成新加坡的特质之一，这也是新加坡这座环球都会最亮眼的标志。 

在我看来，新加坡独立以来的故事确实相当传奇：这座马来半岛以南的蕞尔小岛，既不能仰赖马来西亚为其经济腹地，也无法只依靠东南亚国家维持本地的转口贸易。在1972年，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愿景：“要将新加坡发展成环球都会，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员，并与其他环球城市紧密相连。”40年过去了，新加坡已成为国际海空交通与金融枢纽。尽管只是地图上的小红点，如今的新加坡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享誉国际，交通四通八达的城市发达国家和大都会。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厅的参观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啦，虽然较为笼统，但这还是我们都一次在“博物馆笔记”里从头到尾地回顾一个国家的历史。当然这也多亏了新加坡的历史本就不太长，且馆藏文物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介绍的。在以后的博物馆笔记我也想多参照这次的形式，多聊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和当地见闻，少点干巴巴的文物信息罗列。
总结
在此次到新加坡旅行之前，我唯一的海外经历就是留学日本，行前我下意识地用在日本的经验地揣度过新加坡的风土人情，觉得既然是以华人（东亚人）为主的国家，应当和国内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事实证明我错的还挺离谱的。
在我的想象中，新加坡满街应该都是华人面孔，但新加坡的族群构成远比我想象的多元，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都随处可见、人数众多；我原以为仅用汉语也可以无障碍同行，但新加坡光是地铁站就写了三四种不同的语言，一切生活场景都基本都以英文为主，我们的旅途完全依赖英语展开，基本没有遇到任何说汉语的场景。如此文化缤纷和种族多元的国家和满满的热带风情，在东亚都是看不到的。
短短的几天中，新加坡也为我创造了许多此生难忘的经历。

难忘的，是克拉码头。抵达当天，我结束博物馆参观后倚在桥边，眼前黄昏天光下的新加坡河波光粼粼，对岸的餐厅传来零散又喧闹的市井声，南洋柔和的煦风轻抚水面的游船，也把我刚刚跨越4000公里带来的北国寒意一并吹散；

难忘的，是SQ125次航班。从吉隆坡回程路上，我头一次在夜色中俯瞰马六甲海峡。伴着新航轻柔的降落音乐，空客A350-900被温暖的海风簇拥着飞行，高空轻薄的雾霭仿若柔纱，漆黑而沉静的南海托举着无数的货船，它们点亮灯火，星罗棋布又一眼望不到头，似是夜幕里的群星，曳向马来半岛尽头那颗熠熠生辉的南洋明珠；

难忘的，是转机的那个深夜。明明第二天凌晨4点就要乘机回国，我和女朋友确不甘心老老实实待在基础，大半夜打车到了鱼尾狮广场。此时的新加坡褪去了初入夜的火热，温柔但不腻味，浪漫却不旖旎，我们在平时游客云集的桥上手拉着手把夜色看了个够。
到了12点多，雕像停止喷水，四下空无一人，白天游客环绕、遥不可及的的鱼尾狮雕像此刻触手可及。我站在它身旁，像是站在了这座沉睡中的大都会的正中央。万籁俱寂下，天地间唯余滨海湾的水波声循环往复，宛如城市的心跳，在海潮涨落间回荡在马六甲海峡，回荡在广阔的南洋，回荡在让多少人魂牵梦萦的故土之南。

“博物馆笔记”系列也已经快要10期，虽然我本来对它的定位是个人的学习笔记，但这么久下来终究还是有几个读者朋友一直在看的。我并不希望“博物馆笔记”系列变成一种“看了就不用去了”的“云打卡”，我更僭越地想让它能够成为打开你对世界的渴望的钥匙，把你推出家门，看看身边的世界。在今后的博物馆笔记内容中，我也会酌情减少罗列文物信息的篇幅，多写写我看到的当地的风土和可爱的人们。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把这次参观的感受分为优缺点简单罗列一下： 
 优点：
现代化场馆基础设施崭新，多媒体展示手段完备。
通史展动线合理、布展清晰、设计独特、描述完善。
有提供专门针对中文和其他语言的小程序，也有针对文物的语音讲解，网络建设健全。
可以直接入馆参观，不用预约也不用排队。
据说楼上的现代展厅很震撼但我没有时间去参观，暂且列到这里吧。
缺点：
基本就没有什么重量级文物。
对外国人要收取门票费。这条其实不算什么缺点，但因为我们有好多展厅没看成，所以还是挺不值的（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一句话评价：如果你想更了解新加坡，那么大可以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看。
那就下次的博物馆笔记再见吧。
以上。
参考资料：
 [1]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官方中文导览程序go.gov.sg
 [2] 淡马锡的历史-Temasek官方网站
 [3] 潘黎明.《新、马古史勾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1) 
 [4][新加坡]约翰·N.密西.《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M].潘一宁、戴宁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5]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Opium and the Singapore Economy
 [6]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二战中的指挥官》第六集：新加坡战役.纪录片, 2010年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