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牛津通识读本：身体-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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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前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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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身体》（The Bod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为该书的前言（Preface）。
原文尾注将在文末以英文呈现，译者附注将在文末以中文呈现，请读者注意区分。
本文由译者自行翻译、注释并校对，由于译者个人精力有限，可能存在错译或漏译，故建议读者阅读原文或对照原文阅读。
作者简介[1] 
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学院现任社会学教授，并任乌普萨拉大学教育系客座研究员。他的教学、研究与写作涵盖社会学理论、“身体研究”、宗教及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领域。近期出版作品包括《揭示社会生活：社会学的批判性视角》（Uncovering Social Life.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Sociology，2018年，与P.A. Mellor合著）、《牛津通识读本：身体》（The Bod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16年）、《神圣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acred ，2014年，与P.A. Mellor合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三版）》（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2012年），以及《变化中的身体：习惯、危机与创造力》（Changing Bodies: Habit, Crisis & Creativity，2008年）。克里斯于萨塞克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教师资格证书（PGCE）和硕士学位，并于开放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希林教授的研究一直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展开： 如何以具身化的视角思考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to embody sociology and social/cultural theory），以及如何理解“具身存在者”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what it is to be an embodied being）。他的研究为“身体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并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日益突出的身体性（corporality）讨论提供了理论支撑。他的著述主要分为三大方向： 
一、 对笛卡尔主义影响下“离身化 disembodied）”的社会学观念进行批判——这类观念边缘化了社会行动的身体性条件（corporeal conditions）与社会结构对身体本身的影响。同时，希林教授致力于挖掘那些有助于我们重新以具身化视野理解人类本质与社会构成的传统。 
二、 致力于进行理论框架研究，旨在对社会、文化、技术及宗教等多维度议题进行广泛考察，从而使我们深入理解具身性（embodiment）在当今世界中的意义。  
三、 对“身体教育学（body pedagogics）”进行探索并发表相关著作，分析制度手段（institutional means）对具身主体（embodied subjects）的塑造过程；具身主体在接受塑造时产生的经验感受（experiences）、身体习惯或受到的其他影响（habitual and other outcomes），以此揭示文化自身存续与变化的内在机制。
前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开始对“身体”这一课题产生了学术兴趣。我的学位论文聚焦于学校提供的职业培训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使学生掌握政府宣称能够提高他们“就业能力”的专业技能和就业态度。然而，我对教育机构、培训课程和实习岗位进行研究的时间越长，就越对这方面的文献感到困惑。
在论及学校的书籍与文献中，个体往往被描绘为“语言学代码（linguistic code）”的模糊载体（shadowy carriers），受社会阶级力量操控的符号，以及用以处理教育知识的、能力各异的认知机器。清晨的铃声鸣响；教师们的呵斥声此起彼伏；学生们在明亮的走廊上发表抗议、互相推搡；刺鼻的气味从食堂和体育馆中飘散而出。喧闹总是充斥着校园，然而，人们鲜活、敏感的身体却悄然隐去了。除了学校以外，这种“离身（disembodied）” [2] 式的思想也蔓延到了对其他领域教育的分析当中。 
关于教育，人们进行过很多讨论，但大多局限在学术资质、关于真理的抽象命题、课程的意识形态效应，或者技能习得（acquiring skills）与不平等的社会阶级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lass inequalities）这些方面。鲜有人论及教育在传递特定身体体验（experiences）、身体习惯（habits）、身体规训（disciplines）以及实践技艺（practical techniques）方面的作用。手指拂过各式材料时的感受到的触觉，新手“驯服”顽固机器时进行过的尝试……这些体验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我们更为欠缺的是这样一种认知：人类是一种“具身” [3] 生物（embodied organisms），需要凭借肉体栖居于周遭的环境之中。各种思维与知识，都是人类在生活、工作与休憩过程中通过身体而获得的。 
“具身”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扎根于西方的哲学与神学传统之中。取得博士学位后，我重拾了早期在牛津理工学院及南安普顿大学执教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研究兴趣。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在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存在着一系列具有共性的作品，它们可以够构成一个独立的跨学科领域。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将其称为“身体研究（body studies）”。 
自此之后，我便着迷于“人类具身性（human embodiment）”这一主题——它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及艺术领域的诸多核心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能够围绕这一领域展开广泛的写作与教学，实属我近些年来的幸事。以具身性为起点，我们得以建立私人（personal）与公共（political）、理论（intellectual）与实践（ practical）、符号（symbolic）与感官（sensual）之间的关联，并发掘潜藏于社会、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背后的共同经验——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了当今世界中的诸多纷争。此外，具身性的视角也凸显出了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自出生起便接受不同具身教育（embodied pedagogy）的人们，最终将拥有截然不同的感官体验、情感模式与行动倾向。在具身性的视野下，以往那些认为仅凭“理性对话（rational dialogue）”或“理想沟通情境（ideal speech）”[4]就能解决人们彼此间冲突的理论暴露出了它们内部固有的缺陷。 
具身性所引发的无数议题以及身体研究极强的跨学科特性为本书的撰写带来了许多困难。想要在一本书里做到面面俱到绝无可能。出于篇幅限制，我不得不略去许多重要内容。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本书仍力图展现出身体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并着重阐明它对理解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我将对导言中提到的几个关键主题展开详细讨论。这些主题贯穿全文，旨在为本书讨论的各类身体问题提供内在的连贯性。我衷心希望本书能够激发普通读者对“具身性”的兴趣，同时亦能为有相关基础的读者提供清晰易懂的前沿动态，帮助他们把握身体研究在当代展现出的核心价值。
NOTES
[1] 希林教授的简历译自肯特大学官网："Professor Chris Shilling." University of Kent, University of Kent, n.d., https://www.kent.ac.uk/school-of-social-sciences/people/1557/shilling-chris. Accessed 28 Mar. 2025.
[2] 据在线词源词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提供的释义可知，离身（disembodied）的含义为“脱离躯体的，无肉体的”或“与身体分离的”，通常用来指灵魂或精神。在哲学中，“离身”的概念通常与“具身”——也即和身体紧密相连——有关，常被用于与意识或心智紧密相关的讨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可能是这方面最为知名的论断，他认为心灵可以脱离于身体而独立存在。
详情可见：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Disembodied."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n.d., 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disembodied. Accessed 28 March 2025.
[3] 具身（Embodied）这一释义来源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领域，意为某项事务（通常是认知）与人的身体紧密相关。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项目，涵盖并激发了心理学、神经科学 、行为学、哲学、语言学、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多项工作。虽然传统的认知科学也囊括了这些学科，但它更强调一种与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紧密相关的心理观：在计算主义的框架下，大脑的认知功能被等同于计算机的计算功能。相比之下，具身认知则在不同程度上否定或重新定义了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承诺，强调了作为中介（Agent）的物理性身体在认知能力中的重要性。具身认知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人类的认知是由身体或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所构建或促成的，不能被简单归结为计算过程；大脑并非计算机式的物体，也不是唯一的认知中枢。要想理解人类的认知活动，我们必须求助于全新的研究框架。
具身认知部分内容译自斯坦福哲学百科：Shapiro, Lawrence, and Shannon Spaulding. "Embodied Cogn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and Uri Nodelman, Fall 2024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4/entries/embodied-cognition/. Accessed 28 March 2025.
[4] 理想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早期哲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哈贝马斯认为，理想言谈情境受到个体间交流的基本隐性规则支配。理想言谈情境中，参与者能够完全基于理性和证据来评价彼此的论断，且完全不受任何非理性的“强制性”影响（包括物理和心理上的强制）。此外，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将完全出于达成理性共识的愿望。
哈贝马斯对语言的关注源于他的社会学目的：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以言语（即个体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话语）行为中介的系统，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语言（即由语法体系和语义规则组成的系统，可以理解为是“言语”的一个总体性的抽象集合） 来探究社会的运作机制。
过往学者对于社会的基本分析方法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观主义：它们假定个体是分析的唯一基础，社会意义只是在他们主观经验中生成，而非通过互动协商形成的。第二类是客观主义：它们强调结构和规律，但仅将社会还原为个体行为的集合。而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期间还存在第三个要素，即主体间性：社会的建成依赖于不同主题的交往，而在交往过程中，彼此主体间需要达成理解与确认。哈贝马斯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来理解不同个体之间在互动过程中达成的共识、理解与共享意义的可能性。
在进行语言学意义上的分析时，哈贝马斯认为，言语存在着双重结构：一方面，言语具有着命题内容，使得人们可以对某一外在对象进行交流；一方面，言语有着主体间性，这意味着它具有一种使多个主体在交流互动中形成共享意义的能力。前者关注的语言的语义，而后者则关注的是后者的语用。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对于语义的理解要依赖于语用。
为了解释这一主张，哈贝马斯吸收了奥斯丁的理论，认为言语行为可以分为三种。一、 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通过语音、句法和语义来表达对世界的描述或表征，如 “今天下雨了”这一陈述即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一个表征；二、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说话人通过话语表现的功能或目的，如“我承诺不再迟到”这句话本身就是在履行承诺这一行为；三、 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听者听到话语后所产生的实际心理或行为反应，如听者听到承诺后的感到安心。言内行为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表征，言外行为涉及到不同主体间的交流，言后行为则实现了语言到行为的转化。
在这三者当中，言外行为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点。他认为，要想通过语言“促成”行动，先要使得实现言外行为这个中间环节得到实现，即言外行为需要“有效”。哈贝马斯将“有效性”分为了三种： 真理（Truth）、规范性正确（Normative Validity）、真诚（Sincerity）。真理指的是说话者对外部世界状态的断言，其真实性取决于客观事实，如“下雨了”这句话的真假取决于天气，指向的是外部的客观世界。 规范性正确指的是说话者的言语符合需社会公认的规范、道德或法律标准，如“把门关上！”这句话是说话人向听话人发起的命令，联通了二者间的关系，指向了主体间性世界。真诚指的是​说话者在表达时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感受（还是另有所图），如“对不起”这句道歉表述的是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歉意，指向的是说话者内心的主观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所有的言语都具有这三种有效性。比如，对于提问Q“请把窗户打开"，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拒绝式的回答。A1：“窗户已经打开了”——这句话驳斥了提问句的真理性。A2：“我不需要听你的。”——驳斥了规范性正确。A3： “你只是想让我起身，然后好抢了我的座位吧？”——驳斥了真诚性。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三种有效性必然蕴藏于一切言语之中，所以才能从这三个维度进行驳斥。
哈贝马斯认为，相比真理，规范性正确和真诚更能揭示交往的本质。真理可以通过客观验证来判断，具有明确的真值（true/false）；而规范性正确依赖于主体间的共识，真诚则是个体的主观表达，这两者属于“无真值领域”。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对他者言语的认可或驳斥并非仅从命题的真假出发（这只是有效性的“真理”维度），而是从对这三种“有效性”的认可或不认可出发。由于这三种有效性都可以被接受或驳斥，故哈贝马斯称其为“主张”。由此，理解某句话就被转变为了理解其背后的使其主张成立的“条件”。而对它们做出判断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先能够认知到它们——这就是有效性的第四个维度，即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 comprehensibility）。
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中，人们总是默认这些有效性主张（以及其他语用学假设）能够得到保障，也即交往活动是在一种“理想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下进行的。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语言才有可能真正承担联结主体间关系、促进共识与理解的功能。否则，一旦失去对真理、规范性正确、真诚以及可理解性的基本信赖，人们将无法在交往中通过语言实现任何有效的互动。 
以上内容总结自：福尔特纳, 芭芭拉.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 赵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