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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欧洲大陆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美事，但若将时间调回到1877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就出生在此时的欧洲大陆，更准确点说，出生在法国兰斯。
在这个时间出生在靠近德国的地方可不是什么好事。1871普法战争开始，在德国吞并了阿尔塞斯之后，哈布瓦赫的父亲（一名德语教师）就带着时年两岁的哈布瓦赫移居巴黎。彼时的巴黎风起云涌，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哈巴瓦赫就成长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圈。中学时期，哈布瓦赫考入了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伟大的哲学家亨利·森伯格，在此执教，这样一个倡导“绵延”与内在哲学老师带领下，哈布瓦赫也立志成为一名哲学家，即使后期开始转向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之后，哈布瓦赫的理论中也留有森伯格的印记。
不出意外，哈布瓦赫又成功得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曾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母校，法兰西的明珠。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同情左派、德雷福斯案中的重要据点里学习，使得哈布瓦赫成为了一名改良社会党的成员。也开始了其与犹太人相纠葛的一生。
在后期重要著作《社会的记忆框架》中，哈布瓦赫也曾分析了为何犹太人会有如此境遇，或许与这一时期的经历有关。不仅在著作中关注犹太人，哈布瓦赫的太太也是一名犹太人，他的岳父巴施——巴黎大学美术界的重要人物，两次世界大战间法国人权联盟的领袖，自然也是一名犹太人，在二战时期被盖世太保杀害，并间接导致了哈布瓦赫的死亡。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哈布瓦赫刚刚读完书，要遵循传统去地方的高中任教。1904年哈布瓦赫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讲师的教职，他在此研究莱布尼茨未经发布的手稿。不知是否是因为与这样一位与牛顿相爱相杀的数学家神交已久，哈布瓦赫的研究中也有不少统计学的影子。
为给论文搜集资料，哈布瓦赫曾在柏林为社会主义杂志《人道报》（L‘Humanité) 担当通讯员。为这样一份左派报纸工作，在彼时的欧洲多少会受到影响。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哈布瓦赫就因其发表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哈布瓦赫只能去到维也纳。虽然这次德国之行结束得并不体面，但在德国，哈布瓦赫完成了其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在拜会了社会学的鼻祖涂尔干之后，哈布瓦赫开始抛弃了森伯格的个人主义立场，开始转向涂尔干的集体主义立场。但雁过留痕，在哈布瓦赫的理论中，仍留有森伯格的影子。
之后，哈布瓦赫在巴黎大学获得了他的文学和法学的博士学位，文学博士论文写于1911年，研究19世纪末巴黎的征用制度和不动产价格的问题。法学论文分别完成于1912和1913主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生活水平以及凯特勒的平均人（homme moyen）理论。 拥有了文学和法学的博士学位，哈布瓦赫就此也就拥有了在法国高校教书的敲门砖。
一战结束时，哈布瓦赫获得了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职，此时的斯堡大学是一片新鲜活泼的学术处女地，因为少了旧大学的陈腐，学术和知识得以在各学科之间更加开放和频繁得交流。在这里，哈布瓦赫与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有密切的学术交流，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也与哈布马赫建立了深刻的友谊。在《社会的记忆框架》一书中，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历史的大笔勾勒也显示出在斯堡大学学术交流的痕迹。
一战结束时，东方比哈布瓦赫年长四岁的梁启超，也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游历，正是这次游历使他逐渐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失望之感。在行程安排中，梁启超也曾到访过斯塔拉斯堡，那是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三，或许哈布瓦赫就在离车站不远处的斯塔拉斯堡大学中上课，而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广场上，梁启超正在与一位耄耋老人交谈，倾佩于他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又为中国因为巴黎和会即将失去山东的主权而惋惜。
58岁那年，哈布瓦赫前往巴黎大学执教，被遴选为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终身院士、法国心理学会副会长、法兰西集体心理学的教授。维希政权时期，哈布瓦赫的犹太人岳父岳母被盖世太保杀害，他亲自前往里昂调查，希望讨回公道，但一到里昂就被逮捕，押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争结束前夕死在了集中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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